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具有很大的历史功绩”。正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推动下，国共第一次合作才最终得以形成，进而开辟了国民大革命的历史新局，中国共产党也在国共合作中得到进一步成长。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图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中的三大会场再现油画。
国共合作的缘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龃龉为苏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机会。1922年，苏俄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在处理共产党与各民族革命政党的关系方面，要坚持“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临时协议，甚至结成临时联盟”的意见，“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只要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党人就要支持和援助”。会议结束后，列宁接见中共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邓培等中国代表，向他们表达了对于国共合作的设想和希冀。
随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他在爪哇从事革命的经验，结合访问孙中山和深入考察广州革命政府的经历，在与陈独秀等人的交流中将列宁的设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建议中共放弃排斥国民党的立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应该主动加入中国国民党从事革命。对这一建议，陈独秀极力反对，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力陈理由，表明“中共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而中共内部成员中，对于国民党及国共合作也多持反对态度，认为国民党是落后势力的代表，“实际上国民党没有做他对于国民应做的事，没有和国民接近，没有尽一点鼓起国民精神的责任”。
合作态度的转变
为了进一步说服中国共产党并传达远东大会的决议，也为了帮助中共“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1922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提议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在广州会议上，达林提出中共要“登上群众性政治行动的舞台，成为中国历史的动力”，就必须“与孙中山以及他的党结成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指出国共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同时要“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会议对于是否合作和合作方式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张太雷和瞿秋白表示赞成，坚持“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张国焘表示“反对统一战线”，陈独秀则犹豫不定。
广州会议明确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但并没有形成具体的决议，会后中共内部对于国共合作的阻力明显减小，对于合作方式的争议增多。这尤其反映在同年6月份中共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该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提出了11项基本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采用的方法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国民党作为革命派的一支而同意合作，合作方式是国共处于平等地位的联合战线。然而，此阶段的陈独秀对于国共合作能否成功仍然持悲观态度，对“国民党能觉悟改造”感觉“希望也很少”。
合作方式的初拟
马林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后，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认识到孙中山仅能接受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马林对这种合作方式表示赞同，共产国际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也进一步明确为“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加入孙逸仙的国民党”。同时，马林对于中共二大通过的建立民主革命战线的决议大为不满，认为背离了他和共产国际的想法，中共有必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更正中共对于国共合作的错误认识。
1922年8月29日，西湖会议召开，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共党员应该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的“党内合作”，以求共同完成中国革命。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坚持反对意见，认为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不会因其成员的革命性而改变，两党纲领相悖，中共成员若加入国民党，势必带来许多相互冲突的问题；当时的青年人看来，国民党是落后的，共产党是进步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会失去先进性和在青年中的基础，实则不利于工作的开展。马林批驳他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谋取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把他们从国民党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仍然激烈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信仰不同，斗争方式不同，“党内合作”势必混合阶级组织，牵制党的独立性，影响国民运动。马林批评部分中共领导人不听劝告，坚持推进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员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共产国际作出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会议的最终结果是认可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国民党依据民主主义的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要派一部分同志参加国共联合战线工作”。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的妥协。
孙中山此时已遭受陈炯明叛变革命的沉重打击，“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意识到国民党党力软弱、组织涣散，孙中山确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决定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改组国民党，坚持国共党内合作。9月初，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合作的最终确立
尽管西湖会议初步确立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但会后实际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人数很少，且大都与国民党党内工作疏远，部分中共党员仍然坚持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
共产国际鉴于此种情况，先后在1月和5月对国共合作问题作出决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此时，孙中山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业已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合作的正式确立，为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而共产国际决议的落实在中国共产党内则遇到较大的阻力，集中表现在中共三大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激烈争论。
张国焘和蔡和森是国共合作的激烈反对者。张国焘推崇国民运动，主张“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蔡和森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长辛店工人代表也附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马林驳斥了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把“党的策略建立在幻梦的基础上”并且“夸大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成绩”，“我们不能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马林还指责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共产国际的指示应该是“党必须遵循的命令”而不是可以讨论的。
大会连续进行了9天，马林最终说服了会上的不同意见，“这届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只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为基础勾勒党明年的策略”，他们应该谈论的，“并不是应否加入国民党”，而是加入国民党后应该怎样开展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坚持和引导下，大会在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确认了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的性质，规定了“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的具体要求和活动方针，提出要“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由此，大会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确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进行国民革命运动以推翻西方列强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统治。